70多年前，中国抗日史上一次震惊中外的阵地争夺战发生在北京昌平南口，中国军队伤亡33691人，伤亡日军15000人。这场战役渐渐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。

　　但历史的记忆总是那么坚强，70多年后，昌平的一个农民努力搜集这场战役的残片，要为这场战役建一个纪念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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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想建一个南口战役纪念馆。46岁的杨国庆这样说道。

　　2009年3月29日上午，北京昌平城区飘起了小雪。杨国庆起得很早，开车拐进昌平区档案馆，看他三年多来收集的那一千多枚战争“残片”。

　　每隔一段时间，他都会过来看看。（北京圣火大地科技有限公司）

　　“我和他们一样，是个兵”

　　2005年，杨国庆“退了休”。他把熟食店交给妻子，自己当起甩手掌柜。

　　此前，他对南口战役一无所知。

　　1963年，杨国庆出生在昌平西北15公里的长陵镇下口村。再往西北6公里，就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。在杨国庆的记忆里，村里人津津乐道的是十三陵的传说，“没有人给我提过战争，就像它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。”

　　从小学到高中，喜欢历史尤其喜欢抗日战争历史的他，对发生在北京附近的所有大战役几乎都能说上来，对南口战役却是一片空白。

　　1987年，高中还没毕业的杨国庆，在昌平区粮食局十三陵粮食管理所顶了班，但不是正式工。“工作很清闲，有空就看书、看电影。我看的都是关于战争、历史的书，电影最喜欢《南征北战》，我对战争从小就很有兴趣。”

　　1994年，从单位“下岗”的杨国庆，在医院被检查出结核性胸膜炎。“从95年到97年，一直养病，什么活都不能干。那几年，我有了一个新职业。”杨国庆说的新职业，是猎手。杨国庆扛着枪满山跑，抬手就可以将飞到半空中的野鸡给撂下来。打猎让杨国庆觉得自己像是在打仗。

　　病愈后，他进过修理厂，开过车。1999年，三十好几的他，揣着积攒下来的钱在昌平开了一家小熟食店。四五年里，他和妻子苦心经营，生意逐渐有了起色。杨国庆说，为了生意，他放弃了所有的爱好。

　　“头几年，每月能赚个万把千，房子和车都是那时挣下来的。生活安定下来，我就觉得心开始变野了。”

　　2005年，杨国庆告诉妻子薛佩英，要专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妻子没有说话，只是点了点头。杨国庆自由了。除了看书、打猎，他还把店里的地下室改造成一个小小的登山俱乐部，组织一帮驴友专拣有山的地方跑，近的在京郊，远的到西藏。

　　5月，杨国庆和俱乐部的几名成员到昌平西边50公里的长峪城登山。那里有海拔1400多米的山岭，有长城。临近夏季，杨国庆低着头在半山腰上走。起身喘气，发现山梁上有一片接连在一起、极为明显的人工壕沟，同伴都断定是附近的村民挖的。熟悉战争历史的杨国庆越看越不像，觉得这些沟沟坎坎很像是工事。

　　“到了山顶的烽火台，我就看见墙体上全是子弹孔，有平射的，有俯射的，外面口径大，里面口径小，我对枪很熟悉，知道是枪射击的。”杨国庆断定这个山梁上打过仗，而且规模还不小。

　　从山顶下来，他专门到长峪城村打听，从一个叫岳长玲的村民口中，得知这地方1949年前打过大仗，“村里的老人，有一半人都知道这里发生过战争，但是他们不知道到底是哪场战役，只听老辈说战争打得很激烈，甚至还用上了熏炮(毒气弹)。”

　　这件事情就一直萦绕在杨国庆的心头。2006年年初，杨国庆跑到昌平区档案馆查资料——原来69年前，在昌平，竟发生过一场震惊中外的大战役。

　　1937年7月29、30日，平津相继沦陷，日军以铃木第十一混成旅团、酒井第一混成旅团、川岸第二十师团一部及板垣第五师团等约7万人进攻南口，中国军队第七集团军所部汤恩伯第十三军、高桂滋第十七军等6万人沿南口长城沿线迎敌。

　　南口，在昌平县西部，燕山与华北平原交接处，因在居庸关南之口，故名。现设南口镇，南距北京德胜门38公里，东距明十三陵9公里。昌平整个西部山区成为战争的最前沿。

        这场战役从日军8月8日进攻南口，到9月1日中国军队撤出长城沿线，历时20余天。其中有18天的阵地争夺战，战线都在海拔千米左右的崇山峻岭之中，长达500余里，中国军队伤亡33691人，伤亡日军15000人。

　　读完惨烈的记载，杨国庆一夜未眠。

　　三个月后，一次偶然的机会，杨国庆和俱乐部的同伴去东北参观抗日联军遗迹。杨国庆想：“人家那边又是展览，又是纪念馆，我们这里为什么不能弄起来呢？”

　　从东北回来，杨国庆跑到城里花1050元钱，买了一个金属探测器，之后就钻进地下室，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出门。妻子薛佩英觉得奇怪，便下去查看，发现杨国庆的桌子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堆起一叠叠厚厚的资料。

　　2007年6月11日，杨国庆又上山了。他先到北领长城，在碉楼里发现大量的弹片，挖掘出马蹄铁和弹夹。天黑了，他打着灯步行五六公里，到黄花坡长城高楼下，在那里他挖掘出中国军队遗留下来的罐头盒、枪探条以及众多的子弹壳。

　　这天晚上，杨国庆睡不着。半夜，从帐篷里爬出来，看见月光照在弹痕累累的长城上。

　　“风很大，呜呜的，好像是那些战死的英灵在吼。那时，我觉得自己不再是个农民，我和他们一样，是个兵。”（北京圣火大地科技有限公司）

　　两头蒜

　　最让杨国庆感动的，是在南口挖到的两头蒜。

　　2008年4月的一个下午，杨国庆在南口清理一段两米的战壕。那天他小心翼翼，生怕损坏了什么东西。他发现一个铁壶，旁边挨着一个搪瓷碗。

　　杨国庆移开那个锈迹斑斑的铁壶，在碗里面发现两头蒜。

　　“70多年了，这两头蒜还在。大概是旁边的铁壶使得蒜在碗里面和外界隔绝，让它没有腐烂。”杨国庆不止一次向别人提起这两头蒜，每次都激动得满脸通红。

　　他还在周围发现筷子和水壶。“水壶、筷子、碗，这些东西都是士兵随身的东西，打完仗他们就要把这些东西挂在身上转移。在战壕里发现这些东西，只有一个可能，那就是这个战士不在了。”

　　杨国庆说着，眼睛湿润起来。

　　在那段战壕里，杨国庆还找到几段脊椎骨。他说，那天他并没有像发掘其他残片那样兴奋。那天下午，他坐在阳光里，点上一根烟，放在阵地上。

　　杨国庆说的这个战士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十有八九是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五旅第五二九团的一员。在位于昌平以西10公里从得胜口到虎峪再到南口的这段阵地上，曾经有一个整团的编制消失了。

　　1937年8月8日，从昌平来的日军在得胜口开始小规模的进攻。10日晨，日军1000多骑兵和步兵在10余门大炮和5架飞机的掩护下发动第一次冲锋。一天之后，2000多步兵、六七百骑兵连同20多门大炮和9架飞机进攻南口和得胜口。12日，南口正面战斗进入最激烈阶段，天刚亮，敌人增加5000多步兵，大炮增至60门，二三十辆坦克也出现在阵地前沿。

　　负责防守的第五二零和第五二九团，在全线工事悉被破坏的情况下，如同钉子一般将日军阻止在阵地之前。第五二九团团长罗芳带着第三营第七连夜袭南口镇，夺回被敌人占领的镇子，全连牺牲三分之二，曾经用手榴弹制服敌人坦克的战斗英雄七连连长隆桂铨阵亡。

　　从13日到15日，日军源源不断集结，轮番进攻。罗芳的第五二九团在击退日军的一次坦克进攻之后，全团只剩下100多人，罗芳本人也受重伤。这100多个九死一生的士兵，随后参加14日夜晚和15日的战斗，在最后的一次战斗中，全部牺牲。

　　8个月后，全团唯一幸存的罗芳团长，在台儿庄战役中以身殉国。

　　这片阵地，是一个团的坟墓。

　　“罗团长芳兄：文电诵悉。贵团连日力挫强敌，已确立本军未来全部胜利之基石，曷胜欣慰。南口阵地，关系国家之存亡，敌人仅恃其炮火之威力，而不能完全毁灭此一带者，吾侪即不离开阵地寸步。人生百年，终须一死，好汉死在阵地上，即为军人光荣之归宿。请以此意转告与吾侪同死者，共患难之全部官兵，为盼。”

　　杨国庆说，每一次读到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发给部下罗芳的这封慰勉电文，他就会想到那个被炮火带走、连两头蒜都没有来得及吃的年轻人。（北京圣火大地科技有限公司）

“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”

　　2008年7月21日，杨国庆在黄土洼后面的山梁北大台上挖到一枚日军身份牌。

　　杨国庆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日军的身份牌战时是绑在士兵的腋下，如果不是丢了性命，就不可能遗落。“铜质的身份牌，上面有明显的冲撞痕迹，肯定是子弹或者是弹片撞击，而且是近距离的。”

　　几分钟后，杨国庆在一个角落里一榔头下去，刨出6枚没炸过的炮弹。“当时我的脑袋嗡地一下就大了起来。”杨国庆回忆起这件事，不由自主地咧了咧嘴。

　　杨国庆说他走过那么多地方，还从来没有在北大台上找到那么多残片。“这里肯定发生过一场恶仗。”杨国庆判断说。

　　“一场恶仗。”1937年8月21日的那个早晨，驻扎在黄土洼上的傅竞芳可能也说过同样的话。当时，他的身份是第七集团军第十三军第四师第十九团的团长。

　　日军在南口、居庸关遭到挫败，这天拂晓，开始迂回到中国军队右翼全线发起总攻，其中的一个主攻阵地，就是昌平西南45公里的黄土洼。这也许是整个南口战役迂回线上战况最激烈的。

　　40多门大炮的无间断轰击，3队飞机无休止地盘旋在上空，机关枪的扫射和炸弹的轰炸，这道山梁陷入一片火海。在一个垭口，第一波轰炸过去，十九团的一部分就葬身于炮火之中。

　　紧接着日军蜂拥而上，十九团团部被围，伤亡殆尽。团长傅竞芳带着伙夫、马夫等人在山梁上和敌人展开肉搏，双方往返拉锯。日军一次次进攻，一次次铩羽而归，终被打退。北大台上尸山血海。

　　杨国庆说，那一天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小心翼翼地用绳索和衣服将那6枚没有爆炸的炮弹炸弹单个绑捆，运回昌平，交给治安大队。

　　“治安大队把我叫去训了好几顿。我前前后后去了三次，又是写材料，又是按手印。”杨国庆提起这件事，挠了挠头。

　　此后不久，杨认识了黄土洼村的马复增和他的侄子马全文。

　　1937年农历七月十二，18岁的马复增，在家门口吃饭。村里有人跑来说日本人过来了，他就收拾家里的东西，带上吃的，拿些衣服，牵上牲口往北边跑。

　　之前他就听说南口那边在打仗，日本人又是飞机又是大炮，山头都是中国的兵，日本人从下往上打，满坡死的都是人。开始是在南口打，打着打着，战场就朝这边转移，然后双方在北大台上交上了火。

　　北边是水头村，不像黄土洼村这么靠近战场。当天他没进水头村，在野地里蹲了一宿。4天后回来，在村口的小庙跟前看到两个伤兵。马复增说，当时他不清楚这场仗是怎么回事，但知道中国兵是自己人。

　　打完仗，村里人在北大台上捡了不少东西。马复增也去了，他说他到山梁上，特别难受，山梁上中国兵死了一地，人走过去都插不进去脚，尸体没有完整的，很多人死时手里还攥着枪，扯都扯不下来。

　　马复增和乡亲们把那些中国兵埋在山上，两个伤兵养在村里。一年后大伙凑了盘缠钱，送他们上路。

　　之后的几十年，马复增常去北大台。那场战争让他一直念念不忘。身为农民的他，内心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望，“我要把我看到的东西，像传递东西一样交给那些没有经历过的人。”

　　马复增把这个任务托付给如今已近60的侄子马全文。作为昌平区一名小学教师，马全文用文字记录了叔叔关于那场战争的所有记忆。他把这些材料系统整理，交给昌平区档案馆。这些材料，后来流落到杨国庆的手里。

　　在杨国庆看来，马复增“本人就是活的历史。我从他身上发现了很多史料上空白的地方，甚至还纠正了史料上的一些错误记载，比如史料上说日军进攻黄土洼时使用了毒气弹，但是马复增说没有，他亲自到了北大台，没有看到过任何熏炮的使用痕迹”。

　　如今，90岁的马复增住在南口镇七间房村的一个小院里，靠着每月150元的补贴生活。负责照顾他的，只有一个残疾的儿子。几个月前马复增开始哮喘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他说他恐怕没有几天活头了。

　　“70年了，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那场仗。即便是知道的，能够活到现在的也寥寥无几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后一个。”

　　此时，杨国庆就在他的身边。杨国庆说，一场这么大的战役，如果到最后只有三个农民记住，是一件悲哀的事情。

　　纪念馆：有，总比无好

　　杨国庆想给南口战役建立一个纪念馆，是因为台儿庄。“南口战役的意义一点都不比台儿庄弱。从规模上讲，南口战役中国军队参战6万人，伤亡3万多，致敌伤亡15000人。台儿庄参战46000人，伤亡失踪7500人。从时间上讲，南口战役早于台儿庄战役半年多。虽然台儿庄战役是中国军队的一次重大胜利，但是南口战役却是抗日战争初期第一次大规模的集团军阵地作战。为什么台儿庄战役有纪念馆又被拍成电影，南口战役却没有多少人记住呢？”

　　杨国庆固执地认为，南口战役之所以和台儿庄战役有这么大的区别，是因为他的指挥者是汤恩伯，而不是李宗仁。

　　1937年，南口战役发生，《大公报》的记者方大曾到战场实地采访这位将军——

　　“汤恩伯，这个铁汉子，他不要命了。这的确厉害，十三军从军长到勤务兵，他们全都不要命了，大家都决心把一条命拼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。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绥东所见到他的那样状态，他穿一件短衬衣和短裤，手指被香烟熏得黄透了，从战争发动以来就没有睡眠时间，一切的精神，都用香烟来维持着，瘦得跟‘鬼’一样，烈日把脸晒出焦黑的油光，那件衣领，原来是一定很合适的，但是现在看去，已经特别肥大了，大得能伸入一只手去。只有两个传令兵随身跟着他，那么卫兵、勤务兵呢？早已经加入火线去了！他到前方去指挥，对着兵士沉痛地说：‘我们要好好地打呀！’他只能说这样简单的话了，他简直就不会再说第二句话。一看到自己的兵士，眼眶就充满了泪水，怎么能流出来呢？只好又从鼻子里噎了进去。”

　　这位将军，在南口战役几个月后，再次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。在那场战役中，他的部队发挥了重大作用。不过后来，人们只记得李宗仁。

　　“都是为中国人抛头颅洒热血，就应该有人记住。”杨国庆点燃一支烟，手在发抖。他铆了一股劲，要在南口建一个纪念馆。和杨国庆熟悉的人，都说他现在魔症了。

　　妻子薛佩英也有些意见。店里生意都交给她，丈夫每天跟上班似的，天不亮带上点水就上山，风雨无阻，三年算下来，车的开销、店里雇人、活动的开销，七七八八加在一起，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。特别让薛佩英担心的，是安全问题，谁知道战场上都埋了些什么，万一出个意外，怎么办？

　　“建纪念馆，最难的还是身份问题。”杨国庆谈起他目前的困境，叹了口气。

　　平时上山收集残片，杨国庆没少被护林人、管理者驱赶。“他们问我干吗的，我说收集战争残片的。人家问我哪个单位的，我说我是个农民，结果人家就把我轰下山。”

　　杨国庆觉得需要开个介绍信，证明他不是干坏事的。他到昌平区档案馆，希望馆里能给开个证明文书，结果失望而归。

　　此前，有人在日本购得两册有关南口战役的画册，捐给昌平档案馆。这是档案馆关于南口战役的唯一文物。档案馆文物征集科科长徐连英说，杨国庆收集战争残片，我们表示欢迎。

　　2008年清明节，杨国庆再次上山，看到那些散乱在山梁上的战士的遗骨，杨国庆的心里沉甸甸的。回来之后，他修修改改，认真写了两封信，一封寄给昌平的区委书记，一封寄给区政协主席。现在也没有回音。

　　“也许是人家工作太忙了。”杨国庆这样解释道。

　　时代也在变化。2007年1月，昌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、昌平区区志办公室汇编有关历史资料，出版了《南口战役》一书。

　　2009年3月29日上午，杨国庆又去了一趟昌平区档案馆，看望他存放在档案馆里面的东西。那些他花了三年时间搜集的残片，现在被堆积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。

　　“这是在昌平发生的战役，昌平应该做出一些事情。政府不来弄，我就自己弄，弄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有，总比无好。”

　　这天晚上，平时不喝酒的杨国庆要了几瓶啤酒。他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他最近想做个碑。“我去有关部门提过这个想法。他们说这不是你想弄就弄的。政府不同意，我就想自己掏钱做块碑，自己背上阵地。比如850阵地，牺牲了那么多人，应该有个碑。”

　　其实，70多年前，有一个人曾经有过和他一模一样的想法。

　　“这回如果丢了南口，对于这一批阵亡将士，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纪念碑，也只能希望在再度克复南口之后了。”说这句话的人，正是这场战役的指挥官，时任第十三军军长，后来被列为“战犯”的汤恩伯。

　　至今，南口克复已经64年。 ★

　　(本文参考了《南口战役》一书）